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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魏承思

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魏承思


9月30日,中秋月圆时,正是南怀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师化为一缕青烟,从庙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点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诵经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见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近二十年来跟随怀师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旧景浮上心头。


  
初识南怀瑾
  最初知道南怀瑾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接触佛学。香港何泽霖老居士寄来他的佛学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是代表南怀瑾来接洽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怀师的书,我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当时出版海外图书需经宣传部审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就说,若出版佛教类图书还要由宗教局会签,而一般是不会获准的。你们不如先出南怀瑾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也和新闻出版处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师著作的顺利登陆。
  不久我也负笈远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寻南怀瑾未遇。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说是可以带我去见怀师,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周末的傍晚,到了坚尼地道怀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在那里等候。
  当晚在饭桌上,客人们出于对怀师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谨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怀师告辞时,他竟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不用通报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
  
领上学佛路
  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佛教,但只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而已。1996年春节前,怀师让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诉我,那是极个别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却不识趣地回绝:“家有高堂稚子,已经订机票要回家过年。”其实,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我当时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在《明报》主笔政,每天下午3点钟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到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长期如此使我精疲力尽,面容憔悴。怀师见状对我说:“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试试。”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还是那么沉重的负荷,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节也都留在香港,跟随怀师“打禅七”了。
  1997年的一天,怀师把我叫去个别谈话,说看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其实,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动过出家的念头。两三年前和怀师旧话重提,他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进佛门。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话忽悠我,我岂肯认真实修。怀师就是这样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诱导之法,从不认为有一种适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2000年,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怀师指定我来写序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究竟如何给他定位。怀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这些称谓皆似是而非,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的一个侧面,怀师也从未以此自居。
  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古人又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做一个周旋于市井俗人之间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当然比避居山野更难了。在我看来,南怀瑾实为这样一个隐士。可是怀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怀师一生为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其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
  我决定先花半年多时间,将南怀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怀师的学问兼及儒、释、道三家,很难说究竟偏于哪一家。准确地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对这样一个人生定位,怀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
  
太湖大学堂
  进入新世纪后,怀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静之地叶落归根。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处看过好几块地,皆有不妥。怀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商老学生的工厂时,亲见太湖之滨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老泪纵横。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那时候,怀师的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饭桌。怀师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任何分别心,只是不愿见记者。名记者陆铿和卜少夫都是怀师的故交,曾经托我传话想见他。怀师一口回绝,说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在报刊上舞文弄墨。当然还有其他怀师坚决不想见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坚尼地道寓所门口,见有一位年轻人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个大花篮。门房说是来求见南怀瑾的。我见了师兄弟们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诉我:此人自称是大陆来的画家,老师的“粉丝”。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不明他的底细,就没允许他上来。结果他就来这一套,已经连续下跪3天了。怀师知道后很生气,说这分明是强人所难,要我非见他不可的意思。越这样就越不想见,谁知他安什么心。
  通常客人们来了,坐下,吃饭,聊天。饭桌上,怀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背诵一段古人的诗词,意思都在其中了。怀师惊人的记忆力,无一例外地给来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怀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怀师说喜欢书里的诗词,随即一首首地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2006年定居吴江庙港后,南怀瑾的饭桌自然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怀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往往非富即贵。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还有被带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中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是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简直把他当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来,扯上他合张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怀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不过,怀师对客人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某银行的几个高层去见他。他们送给怀师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在市场上以每套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怀师当即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3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来人就这样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事后他严肃地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向怀师告别
  2010年5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就去养和医院眼科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怀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8月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
  2010年9月初,我回大学堂去搬家。临行前,怀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他说:“未来的两年里,你也许有一场大难。要躲过这场灾难,就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好好专修吧。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为,尤其是要少造口业,再不要出口伤人。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在大陆学生中,你是和我感情最深的。我走后,这里(指大学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为之吧!今后出去弘法,不要学我。我年轻时曾经发愿:弘法不收供养。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不会认真听进去的。我自己学佛的路,是从《大宝积经》开始,由《楞严经》深入的。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如今要离开怀师了。听着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我的泪水忍不住直淌。这两年里学到最多的正是怀师如何做人。他常说做人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其实,佛心就是一颗善心,对任何人慈悲为怀,不起分别心;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举止。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但现实中有几人做到?
  回家后的两年里,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坚持每天拜佛﹑禅坐﹑诵经﹑念咒。十天半月给怀师写一份学佛报告,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怀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答疑﹑解惑﹑鼓励和鞭策。我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今年6月7日到9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接连3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要我回去认真研读,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对我有用。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因为你可以有他们的学识,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我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弃吗?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晚饭后,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怀师边上谈天说地。
  8月13日,我打算去大学堂,怀师让马秘书转告:老师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这次不要去。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因为20年来从来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的。8月16日,我在报告中问他,读完了12遍《楞严经》,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4天后,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最近气运不对,我也在维摩病中,深深业力之感,不可说不可说啊,无法与不知者言也。你从那年开始学佛,凭我深切的记忆,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承蒙信任,你恳切读《大宝积经》后,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楞严经》100遍,希望在10年、20年中贯通事理、证得真如,此话早已有所说明,只是你并不留意。我从青葱学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至今95岁,经常自惭闇顿,对于《楞伽》、《楞严》二经,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复,或微笑而轻答,实际上语重心长,都已说得明白了。你如果对此有疑,今后10年、20年中,希望你深入《华严经》、《瑜伽师地论》二部大经论去吧。我老了,再没精力多说了,言尽于此,抱歉。”怀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最初有点难受。反复读了很多遍,才体会怀师对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责之切,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
  9月2日,我写报告回复怀师的批评,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5日,怀师请秘书回话:“现在四大违和,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怀师会怎样答复?这将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怀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西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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