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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南懷瑾
十月十一日下午，中日文化訪問團在東京參加東方文化座談會，關於我要講的“東西文化在時代中的趨向”一事，因為時間有限，為了珍惜中日兩國難得的盛會與寶貴的時機，我自動停止講話，希望兩國與會人士，有較多的時間，可以互相商討重要的議案。當我宣佈這個意見以後，大和學園的負責人土屋米吉先生，便提出我講演稿末後一段引用司馬遷所說：“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句話，要我提出較為具體的意見。而且土屋先生很客氣地說：“要講東方文化，中日兩國原為兄弟之邦，中國是老大哥，所以希望貴國以兄長的立場，開誠佈公有所指教。”同時他又問我此行對於日本的觀感。
土屋先生彬彬有禮的質詢，經過我方翻譯人員的轉述，以及當時觀察土屋先生謙和而誠懇的態度，使我不得不作答覆。但我有主要的兩點聲明：
（一）因為時間不夠，有許多可以貢獻給大家的意見，無法詳細說明。
（二）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先後匆匆七天，都在旅途播遷之中，由京都經伊勢而到達那智山，再經過在日本文學上負有盛名的朝熊嶽山而到達東京，車塵輪跡，贏得一身疲累，雖有上少的觀感，但自認並不成熟，故暫時保留意見。然而散會以後，日方著名漢學家兼漢學詩人木下彪先生，以及我國訪問團同行的幾位朋友，都一致告訴我說：當時我說的話，翻譯人員辭未達意，不能充分通譯，而且遺漏了許多要緊的關鍵，非常遺憾。後來又有日方的幾位與會人士通過翻譯，要我見之於文字而寫出來，作為此次歷史性與會的紀念。十二日中午返國以後，事務麇集，實在懶得執筆。但與木下彪先生有詩文之約，而且土屋米吉先生所提的詢問，確甚重要，故匆匆寫就本文，公開寄與土屋米吉及木下彪兩位先生，並獻給日本此次參加東方文化座談會的諸位先生，作為此行備受殷勤招待的答禮。秀才人情，書生拙見，未必可登大雅之堂，但如野人獻曝，各抒一得之見，山人野叟之言，聊備一格而已。但是這只是代表我私人的觀點，並不代表中日文化訪問團，或任何文化團體與我國人的意見，其中或有上妥當的觀點，可以付之一笑，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爭論，如果有此情形發生，須得事先聲明，恕我愚拙而又冗忙，不擬再答覆。
現在我要再加申覆我當日所說的話而銷加補充：
主席和各位先生：本來為了珍惜會議的時間，我要求不必說話，現在為了土屋先生指定要我答覆問題，又只好開口講話。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很廣，如果要將我所知的資料，貢獻給貴國及本會議席，在短短的時間中，又勢所不能盡畢其說，只好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作補充。現在我要提起諸位注意的：據我所見，貴我兩國今天與會中的許多人，可能都犯了一個容易錯誤的偏見，因為大家對於貴我兩國，以及東方各國之間今天的文化思想，與造成社會風氣的敗壞，國家前途的殷憂，工商業社會導致人心陷溺于現實的趨勢，乃至青年心理的旁徨與頹廢，教育的失敗等等，一律都歸罪到西方文化的錯誤。大家不要忘記，我們今天開會會場的種種設置，便是現代化西方物質文明發展中的產品，甚之，與會人士的衣、食、住與交通工具等等，大多數仍是西方文化自然科學發達以後，物質文明發展中的結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學與物質文明的發達，它給予人類在生活上的利便，生存中的幸福，並無過錯，而且只有好處。但是東方各國，在傳統保守文化的情感中，認為人生倫理、社會秩序、道德觀念、生活方式等一切突變中的亂象，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關係，所以厭惡甚而鄙棄西方文化；其實，這是東方人，或者說，貴我兩國自己被西方文化物質文明的形態沖昏了頭，自己放棄、忘卻了東方固有文化的傳統精神；換言之，也就是自己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窘態。以中國話來講，我是一個土包子，而且是一個非常頑固的愛好中國文化的分子。因為我從來沒有出洋去留過學，所以沒有對西方文化偏愛的情感與嫌疑。而且我以山野之身可以公平地說一句，西方文化，自然科學發展成果中的物質文明，並沒有帶給東方人乙太多的禍害。至於我們接受西方文明以後所發生的流弊與偏差，那只怪我們自己拋棄了東方固有文化的寶藏，而自毀其精神堡壘所得的應有懲罰。
其次，所謂西方文化，並不能以今天的美國文化而概括一切西方文化，由希臘時期而到今天的歐、美，它本身也自有三千年的歷史。它的人文科學，在精神文化上的成就，由宗教而哲學，由哲學而科學的互相遞嬗，也是有它的精神所在。不幸的是，今天歐、美的國家與社會，也正因為自然科學促進物質文明的長足進步，而使人文文化的精神堡壘瀕臨崩潰，而無所適從。它與我們東方所遭遇的困惑和煩惱，只有病情輕重的不同，而其同病相憐的情況，並無二致。因此，我們要放開胸襟，放大眼光來看，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局勢，是東西方人文文化將要同臨崩潰，新的世界人類文化尚茫然無據，危機隱伏的時代。我們不僅是需要為復興貴我兩國的東方固有文化而努力，我們更應該為人類文化開創新的局面，肩負起拯救世界人類危機的責任；要發揚東方人文文化與固有的人生哲學，來補救因自然科學促進物資文明的發展，所造成的工商業社會之弊病。而且我還要鄭重地希望貴我兩國與會的高明人士，必須認清一個重要的關鍵，對於過去歷史文化上的光榮，上能留戀，過去的歷史，是無法挽回的，留戀往事，只是文學的情緒。至於時代的演進，是無法倒流的，悲傷時事，那是無補時艱的詩人情感。歷史的排版，各有千秋的一頁，時代的演進，是當前的大勢所趨，我們要放開胸襟與眼光，如何振興東方文化，來補救西方文化在世界時勢中的不足，這才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對貴我兩國前途有利的大目標。中國文化，素來秉承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精神，與佛家“眾生平等”，“心、物、眾生，三無差別”的明訓，所以對於東方人或西方人，都認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個人以山野之身，積十多年從事教育，以及教導西方各國友人學習中國文化的經驗來說，深切體會到“誠以待人，無物上格”的古訓。許多朋友認為我有許多外國學生，應該會有很多的收入，事實上，我為宏揚中國文化，為溝通東西文化而努力的工作，是作的蝕本生意。當西方學者要向我學習的時候，每每問到我要多少鐘點費的問題，這時我便告訴他們，我只要求依禮來學，並不講求代價。西方人從商業的觀念，重視學問的代價與價值，所以把學問與知識，也變成商品，東方人素來認為道是天下之公道，只要執禮而來，中國文化便以學問知識作為應該交出的佈施，並無代價，更不要求還報。因此，從我學習或交遊的西方人，大多數都與我變成家人父兄的感情，漸漸進入東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他們有別我而去的，仍然保持充沛的感情，一如東方人的“禮尚往來”。例如一個美國學生，為了看到我吸煙太多而流淚，因為他怕吸煙而妨礙到我的健康。一個德國學生，臨去時向我跪拜辭行，起來時淚眼婆娑，捨不得離去。最近一位美國的女學生對我說：“當我付出代價去學習時，與在老師家裡學習的心情完全上同，因為用代價換來的知識，那只有商業行為的感覺，並無感謝的心情。”又當美國前任總統甘迺迪遇刺的時候，以及美國對亞洲政策種種矛盾措施的過程中，我與另一位美籍有識之士，也是美國退休的將軍，談論到東西方文化與東西方觀念的差別，我問過他對現在局勢的感想，他告訴我說：“我覺得美國的歷史，倒退了一個世紀。”他也為美國的前途，以及東西方文化思想的矛盾，與人類文化前途而擔憂，才發出這種內涵無限感喟的歎息。我現在提出這些極其微末的資料，只是為了提供我們今天要復興東方文化的精神之工作，應當如何作法的一個參考。我們需要放開胸襟，放大眼光，瞭解今天的局面，不只是為復興東方文化而工作，實在要為拯救世界人類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機而努力。至於有許多重要而比較複雜的資料與意見，實在限於時間，一時講不清楚，希望大家原諒。
以上是我當時在東京參加東方文化座談會臨時答覆土屋米吉先生的一番話。現在追憶補述出來，只是為了日本朋友的要求，並彌補當時翻譯人員未能把握重點的遺憾。
回國以後，國內一些朋友與美國留華的少數友人，關心此行與會的情形，及留心東方問題與日本問題的人，也如土屋米吉先生一樣，要我說出此行對於日本的觀點與感想，使我覺得有一言難盡，礙難答覆之處。
為了提供給會後中日兩國將來籌備東方文化復興策進協會的參考，姑且綜合我的一些觀點，公開答覆。但是，這仍然只屬於我的一隅之見，未必甚然。老子說的：“正言若反”，或者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作用，那都不是我預料所及了。
關於日本經濟發展中工商業社會的觀點：我們一行二十多人，抵達京都那一天的下午，便遊覽了舊的內廷與二條城（德川幕府時代的大本營）的外景。一路行來，朋友們的讚揚或批評，加深了我對歷史哲學的感喟與惆悵。
第二天乘長途遊覽車直達那智山，雖然受到長日車途勞頓之苦，但很高興能夠走馬觀花地看到由明治維新而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的農村，新近進入工商業發達和都市繁榮的日本現代化經濟的外貌。既使人低徊聯想固有東方農業社會的詩情畫意，追憶安靜寧謐的舊曆史時代；同時又使人想到兩三年前日本農村婦女的大遊行，要求壯丁回到農村去的情景。從表面看來，第二次大戰以後，日本的鄉村建設，與農業社會，極其快速地進入東方式現代化的階段，非常值得欽佩與欣賞。但頭腦過於哲學化的我，很快地就會感觸到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各種經濟思想與工商業社會的發達，帶給東方經濟思想的影響而憂慮。經過四天的旅行，由豐橋乘高速夜車到了世界聞名的名都東京以後，看見最新型而合於國際水準的種種建築與都市建設，有人問我作何感想？我只反問一句：這些都是第二次大戰以後二十多年來的成果吧？他說是的。我說：那麼，我想休息，不想再看了。當然，不但問話的人，不會太滿意我的答覆。同車的日本朋友們，恐怕也不會瞭解我這句話的機鋒。
總而言之，戰後的日本，在精疲力竭之餘，舉國上下，經過二十多年的刻苦砥礪，一致努力於工商業的發展，能有今天的成果，的確值得興奮與自豪，但是這種自豪與興奮，並非日本之福，也不是東方文化應有的精神，一個國家與社會，如果忘記歷史過去的教訓，缺乏未來遠大的眼光，困惑于現實而自豪，那是非常可慮的趨勢。現在就我所感覺到的粗淺觀念，提供日本過去與未來經濟發展的參考：
（一）我所謂過去的日本，僅是指戰後二十多年前的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始終很幸運地在復興。因為它碰到我國政府當時秉中國歷史文化“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毅然決定“以德報怨”的政策，主張保存日本人傳統歷史文化的精神堡壘，而不廢除天皇存在的制度，不要求賠償，更沒有分裂其土地與內政上的治權，因此戰後的日本，才在非常幸運中重整國家，發展工商業，而有今天在經濟上的成就。我在那智山與東方文化座談會上，曾經親自兩次聽到日本人大久保傳藏先生對於此事的重複講話，慷慨激昂地表示衷誠的感謝，並要求大家上要忘記歷史的這一頁。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且據我觀察，除了中年以上少數高級知識份子，感覺到心情的沉重以外，一般社會與工商界的資本家們，尤其是後起之秀的日本人，早已對歷史淡忘而漠不關心，甚之，還很可能對於大久保先生的論調，會嗤之以鼻。我說這些話，既不是要日本人感恩圖報，也不是別有用心，因為中國文化，素來有“施恩上望報，受惠上能忘”的明訓。我只是說明現代經濟成長中日本幸運的前因，由此而說明以下第二點日本未來經濟思想的可慮之處。同時也就是解釋前因我之所以答不想看東京都市繁榮新建設的道理。因為在現代的經濟思想與物質文明的時代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戰爭，沒有內憂外患，舉國上下，能夠同心協力，從事經濟的發展與建設，那是任何國家都作得到的事情，既不足為奇，更不必歎為觀止。
（二）未來的日本經濟趨勢，據我的觀察，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必須知道，世界上有兩種工具，對人類的生存具有正反兩面的作用：一是武力與武器，一是金錢與財富。防護國家的安全，必須有精良的戰備；穩固國家的基礎，必須有充沛的財政與健全的經濟。然而戰備強的國家，如果沒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學，往往會使得一個國家民族，生起唯我獨尊的侵略野心。同樣地，一個經濟發展到實力充沛的國家，如果沒有遠大的經濟哲學的思想，往往會躊躇滿志，挾富而驕，而欺淩弱小。而且人類有天性的弱點，當他在強有力的時候，必定想要耀武揚威，控馭一切。如果在富有的階段，必定會恃富而驕，憑陵孤寡。何況東方民族中的日本，素來具有奮發雄飛，不甘寂寞的個性。它在今天的世界局勢中，工商業的發達，已漸漸可以媲美國際水準，躍登世界第二位的寶座，經濟的成長，也是力可左右落後地區，而揚威于先進地區。那麼，日本現在的資本家與政治界的高級知識份子，如果缺乏在現代經濟學上遠大的思想，一有偏差的觀念，恐將為他自己的國家與東方各國，帶來新的危機。但我並沒有充分瞭解現代的日本資本家以及他們的經濟思想，只是憑泛泛觀察所有的一得之見，先有杞人憂天的顧慮而已。雖然我對於近代與現代，西方或東方的經濟思想，沒有很深切的研究，但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一種來自西方文化的經濟思想，嚴格地說來，都只適用於某一個國家或某一類型的社會，並沒有一種為謀求增進全世界人類的福祉，能夠平等而統一的適應各地區的經濟思想。假定是有，也會因某一種政治思想與政治方略而變質，更何況並未得見，就以今天雄長世界的美國而論，又何嘗例外。因此，我希望今後的日本，要放開胸襟，放大眼光，要在東方文化思想，濟弱扶貧，與大同思想的觀念中，產生一種新的經濟思想，用來指導工商業的發展，為全世界人類謀福祉，開創未來新的局面，這是一番千秋大業，今後的日本正好趕上時代，大有可為。否則會走上想以現有經濟上的成就，而變相地雄長亞洲，那就于人於己，都是大有可慮的新生之憂了。
關於文化思想的觀點。我們此行的任務，主要是參與日本所舉辦的東方文化座談會，以及參加日本全國師友大會二十周年的盛典。除了這兩次的重要會議，冠蓋雲集，勝友如雲以外，並無個人的接觸，也沒有與後起之秀的日本學人們交往。在全國師友大會席上，我們看到了日本劍道與吟詩（讀漢詩）等東方固有文化的節目以外，同時也看到名聞國際的作曲家須摩洋朔，親自指揮演奏的節目。聽了安岡正篤先生與有關人士們為日本文化及東方文化前途而擔憂的講演，同時也聽到木下彪先生對日本文化與國家社會風氣的隱憂與沉痛的說辭。我們看到京都宮殿上所繪中國十八名臣的壁畫，也看過東京皇宮的氣象。然而過去所知行到皇宮前面必須頂禮膜拜，或脫帽鞠躬的現象，已經成為無可追尋的往跡。我只看到日本青年男女的嬉皮，攜手蹀躞在宮牆外的蒼松綠草間，一派羅曼蒂克的畫面，與一大群嬉皮在車站橫七豎八的情景。我看到穿著和服男女們的彬彬有禮，也看到夜總會前面紅男綠女們東西合璧的新面目與新潮派的作風。當然，我也看到在公共汽車上，女人抱著孩子，拿著東西，站在車廂裡被擠，青年男女們公然堂皇就坐，而不讓位的東方式大丈夫的作風。同時也看到關閉了的大學門前的佈告與封條。凡此種種，與我在國內所見所聞，大同小異，只是觸目驚心，更加感覺到這是東西方文化，在現代工商業發展，物質文明膨脹浪潮中的大流弊。歐、美的國家，已經開始自食惡果地圖謀對策。它的傳染影響，不幸地，竟會這樣快速地到達日本社會，縱然有老年人的坐以論道，企圖力挽頹風的感喟，恐怕將隨暮年而消逝，而無補于新文化思想的一片漠然與空白。陽明之學，創造了明治維新一代的日本，但陽明之學也帶給日本在事功上的苦果，這是學術思想上一個非常深奧的大問題，姑且置而不論。關於青年的嬉皮與學生鬧事問題，帶給教育界與學術界的苦惱，其中實有兩種本質不同的問題存在，日本真具有領導權威者，應該加以注意。由美國存在主義演變中造成的嬉皮，在素質來講，大多是中人之產以上的子弟，而且都是受過較高等教育的青年，因為上滿世界的情勢，而反對前輩在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上領導的偏差所引起。這是他們在教育上，習慣於注重批判，尋求自我一代的新生觀念，結果又茫然無據而不知其所歸向的必然現象。但是東方式與日本的嬉皮，卻是西子捧心，東施效顰在胡鬧而已。這是過分曲解自由與民主，對優良傳統的風氣，矯枉過正的病態。總之，我拉雜列陳匆匆七八天內，在日本所見所聞的這些事實與現象，相信每一問題，都具有專題論述的價值，當然無法一一詳說。一言以蔽之，日本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機，的確是一件更為值得擔憂的問題。他們舉辦東方文化的座談，以及中日兩國，此次在會議中，雙方共同要舉辦東方文化復興運動的提案，實在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夠做好，但又怕不容易真做得好。現在為了答覆土屋米吉先生的詢問，我只提供有關日本文化思想方面的兩個觀念：
（1）所謂復興東方文化的內涵。如果放開胸襟，開誠佈公來講，實際上便是復興中國文化。當時所以造成明治維新的壯盛局面，無非是真能做到漢學為經，西學為緯所得的成果。除了漢學——中國文化以外，如果東方文化還有別種精華，那就非我所知了。過去一個世紀，日本在東方文化的地位，據我所知，它一直為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的先河，一向成為東方文化的轉運站，猶如今天日本在工商業上的成就一樣，創造的不太多，吸收融會而改良的倒上少。東方人自有東方文化的歷史背景與價值，正如西方人自有西方歷史背景與價值相似，如要兩者融會交流而創建新文化時代，為時尚早，起碼還須要有半個世紀到一世紀的努力。所以我們為了挽救東方在現實存在世界上的危機，必須要共同整理，重新振興東方文化，為了日本所謂的漢學的精神作新注，我的大體觀點，已經見之於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講辭與前面一段話中，不必再說。
（2）值得注意日本文化學術界的優良作風。由於我此行兩次參加日本有關文化學術界的會議，看到日本經濟界的資本家們，能夠與文化學術界密切合作，相互提攜，這是值得欽佩的優良風氣，也是日本學習到西方文化較好的一面。一個真正現代化講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的國家，從事工商業的資本家們，他們和文化學術與政治，往往是不可或分的。除非教育水準不夠的社會，學問知識的低落，不能洗滌個人滿身金錢的俗氣，以及長年沉醉在書卷中充滿酸氣的人們，不能瞭解時與勢變的經世之道，於是便彼此扡格不入，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小至對於個人，大至對於社會國家，都無真正的利益而反受其害。因此，此行參觀後，對日本工商界的資本家與文化學術界合作的精神，是深為贊佩。至於今後努力的方向應當如何？那就要看東方文化復興後的作為了。說句老實話，依我的淺見，日本在經濟上的成就，儘管已使工商業躍登世界第二位的寶座，但是在學術思想上，還是非常貧乏的。工商業發達的社會，往往會造成文化思想上的空虛。因此歐洲人往往有個共同看法，那就是“日本只是專講商業利益的國家”，對於這點，我希望日本當今躊躇滿志之際能略加注意（因為此時希望日本察納雅言，未免太難了）。
最後我要反復地聲明，以上所述來去匆匆七八天中對於日本的觀感，說句老實話，有許多地方，我們是有同病相憐的沉痛，這也正是今日世界東西方文化在激流交匯中所有矛盾的病態，尤其在東方各國為更甚。所以重整東方文化，融會東西古今中外的工作，真是刻不容緩的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想，中日兩國的學人，今後面臨的重任，當然有不勝重壓之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臺北，《中央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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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11-2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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