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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師說:《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為學的重點(新書)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封面[原名:孔學新語](A).jpg
2016-8-2 13:23


    ◎中華文化道統在儒學,而儒學基礎在論語,欲理解華夏思想必先讀論語。
    ◎論語前六篇即已對全書做了綱要的陳述,是全書的精要,故南師特別講述。
    ◎還原孔子和弟子們的真誠互動,為新一代開啟易入之門。
    ◎打破過往積久成是的註釋,賦予精確的重新解說,也為論語帶來現代的風貌。


    本書一九六二年出版時,南師並親撰〈孔學新語發凡〉,亦為《論語》全書的發凡,更為今世知識份子為學致用的發凡,立身處世的要旨。

南老師說:《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為學的重點(8月新書-書摘)

南公懷瑾先生丨著述

出版說明

    這本書原名為《孔學新語》,是南師懷瑾先生,在五〇年代末期,對少數學子的講解整理而成。後於一九六二年,由「淨名學舍」出版,記錄者為巫文芳,校對者為朱文光。

    有趣的是,那時的南師,正住在臺北泰順街六十巷的蓬萊新村三號,那裡就是「淨名學舍」,也是青年學子前來受教聽課的地方。如編者後來所認識的朱文光、林曦、杭紀東、巫文芳等,都是當時經常前來求教於南師的學子。而南師所教,除儒學外,還有詩詞文章,易學等,頗為多樣。

    在《論語》二十篇中,當時南師才講了六篇。雖然只有六篇,但在臺灣卻開始發酵。首先是在軍方,邀約南師前往講演的,遍及陸海空三軍,之後各界也陸續邀約不斷。經過多年的講解《論語》,累積整理,終於在十四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出版了《論語別裁》。

    《論語》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典籍,南師幼年已經熟讀。及長,因遊心於佛道,且參究禪法有得,於再次重研儒學之際,則另為悟入儒學之精華所在,故於重新講解儒學時,行文說法,不時流露禪風,以曾子悟道為最。

    早在四十七年前,編者於南師處蒙贈《孔學新語》一書,始克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新觀念。因念及時下青年學子之閱讀習慣尚簡,並為初學之方便計,特檢出此書再版,趁機將文句略加口語化,並將書名改為《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期能為年輕一代,略開易入之門。

    此書再版,從文字輸入電腦工作開始,到查證資料等工作,皆為晏浩學友於工餘之暇擔任,在此特別致謝。小標題則為編者所加。

            劉雨虹 記
            二〇一六年夏月

自序

    髫年入學,初課四書;壯歲窮經,終慙三學。雖遊心於佛道,探性命之真如;猶輸志於宏儒,樂治平之實際。況干戈擾攘,河山之面目全非;世變頻仍,文教之精神隳裂。默言遯晦,滅跡何難。眾苦煎熬,離羣非計。故當夜闌晝午,每與二三子溫故而知新。疑古證今,時感二十篇入奴而出主。講述積久,筆記盈篇。朋輩咐囑災梨,自愧見囿窺管。好在宮墻外望,明堂揖讓兩廡。徑道異行,云輦留連一乘。六篇先講,相期欲盡全文。半部可安,會意何妨片羽。磚陳玉見,同揚洙泗之傳薪。諷頌雅言,一任尼山之拄杖。是為序。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歲次壬寅
    孔聖誕辰南懷瑾序於臺北寓居

孔學新語發凡

    我們作為現代的一個人,既有很沉痛的悲慘遭遇,也有難逢難遇的幸運;使我們生當歷史文化空前巨變的潮流中,身當其衝的要負起開繼的責任。但是目前所遭遇的種種危難,除了個人身受其苦以外,並不足可怕。眼見我們歷史傳統的文化思想快要滅絕了,那才是值得震驚和悲哀的事!自從五四運動的先後時期,先我們一輩而老去了的青年們,為了尋求救國之路,不惜削足適履,大喊其打倒孔家店。雖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些人到了晚年,轉而講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學,用求內心的悔意,可是已形成了的風氣,大有排山倒海之勢,根本已無能為力了!

    其實,孔家店在四十年前的那個時代,是否應該打倒,平心而論,實在很有問題,也不能盡將責任推向那些大打出手的人物。原因是孔家店開得太久了,經過兩千多年的陳腐濫敗,許多好東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員們弄得霉濫不堪,還要硬說它是好東西,叫大家買來吃,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在我們的文化裡,原有悠久歷史性的老牌寶號,要把它洗刷革新一番,本是
應該的事;若隨便把它打倒,那就萬萬不可。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有一個簡單的譬喻:我們那個老牌寶號的孔家店,向來是出售米麥五穀等的糧食店,除非你成了仙佛,否則如果我們不吃五穀米糧,就要沒命了!固然麵包牛排也一樣可以吃飽,但是它到底太稀鬆,不能長日充飢,而且我們也買不起,甚至不客氣地說,還吃得不太習慣,常常會患消化不良的毛病。至於說時令
不對,新穀已經登場,我們要把本店裡的陳霉濫貨倒掉,添買新米,那是絕對可以的事。

    因此,就可瞭解孔家店被人打倒是不無原因的:

    第一,所講的義理不對。第二,內容的講法不合科學。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1)「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幾千年來,都把它解釋為父母去世三年以後,還沒有改變父母的舊道路,這樣才叫作孝子。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男盜女娼,他的子女豈不也要實行舊業三年嗎?(2)「無友不如己者。」大家又解釋作交朋友要交比自己好的,不要交不如我的人。如果大家都如此,豈不是勢利待人嗎?其實,幾千年來,大家都把這些話解錯了,把孔子寃枉得太苦了!所以我現在就不怕捱罵,替他講個明白,為孔子伸寃。

    這些毛病出在哪裡呢?古人和今人一樣,都是把《論語》當作一節一節的格言句讀,沒有看出它是實實在在首尾連貫的關係,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節都不可以支解。他們的錯誤,都錯在斷章取義,使整個義理都支離破碎了。本來《論語》二十篇,都已經過孔門弟子的悉心編排,都是首尾一貫,條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因此,大家所講的第二個問題,認為它沒有體系,不合科學分類的編排,也是很大的誤解。

    為什麼古人會忽略了這一點,一直就誤解內容,錯了兩千多年呢?這也有個原因,因為自漢代獨尊儒學以後,士大夫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思想,惟一的批發廠家,只有孔家一門,人云亦云,誰也不敢獨具異見,否則,不但烏紗帽戴不上,甚至,被士大夫所指責,被社會所唾棄,乃至把戴烏紗帽的傢伙也會玩掉。所以誰都不敢推翻舊說,為孔子伸寃啊!再加以到了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必以四書的章句為題,而四書的義解,又必宗朱熹的為是。於是先賢有錯,大家就將錯就錯,一直就錯到現在,真是寃上加錯!

    現在,我們的看法,不但《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條理井然,脈絡一貫,而且二十篇的編排,都是首尾呼應,等於一篇天衣無縫的好文章。如果要確切瞭解我們歷史傳統文化思想的精神,必須先要瞭解儒家孔孟之學,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體系,然後才能觸類旁通,自然會把它融和起來。至於內容方面,歷來講解的錯誤之處,屢見不鮮,也須一一加以明辨清楚,使大家能夠認識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聖人,的確是有其偉大的道理。如果認為我是大膽的狂妄,居然敢推翻幾千年來的舊說,那我也只好引用孟子說的:「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何況我的發現,也正因為有歷代先賢的啟發,加以力學、思辨和體驗,才敢如此作為,開創新說。

    其次,更要鄭重聲明,我不敢如宋明理學家們的無聊,明明是因佛道兩家的啟發,才對儒學有所發揮,卻為了士大夫社會的地位,反而大罵佛老。我呢?假如這些見解確是對的,事實上,也只是因為我多年學佛,才悟出其中的道理。為了深感世變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難,恐怕還會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講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見,貢獻於諸位後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張橫渠先生的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今後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擔承起更重大的責任。我既不想入孔廟吃冷豬頭,更不敢自己杜塞學問的根源。

    其次,我們要瞭解傳統文化,首先必須要瞭解儒家的學術思想;要講儒家的思想,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學術;要講孔子的思想學術,必須先要瞭解《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的生平講學,和弟子們言行的一部書。它雖然像語錄一樣用簡單的文字,記載那些教條式的名言懿行,但都是經過弟子們的悉心編排,自有它的體系條貫的。自唐以後,經過名儒們的圈點,沿習成風,大家便認為《論語》的章節,就是這種支支節節的形式,隨便排列,誰也不敢跳出這傳統的範圍,重新加以註釋,所以就墨守成規,弄得問題叢生了。這種原因,雖然是學者因襲成見,困於師承所致。但是,最大的責任,還是由於漢、宋諸儒的思想壟斷,以致貽誤至今。

    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自秦漢統一以後,儒家的學術思想,已經獨尊天下。生當漢代的大儒們,正當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變亂之後,文化學術,支離破碎,極須重加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注重考據、訓詁、疏釋等的工作,這種學術的風氣,就成為漢代儒家學者特有樸實的風格,這就是有名的漢學。現在外國人把研究中國文化的學問也統名叫作漢學,這是大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自己要把這個名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分清楚才好。

    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到了宋代以後,便有理學家的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其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但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從此儒學從漢學的範疇脫穎而出,一直誤認講義理之學便是儒家的主旨,相沿傳習,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

    到了明末清初時代,有幾位儒家學者,對於平時靜坐而談心性的理學,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坐致亡國的原因,因此便提倡恢復樸學的路線,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注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以整治漢學為標榜,這就是清儒的樸學。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的幾個時代的變動,治學的方法和路線略有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而加以新說,這是一仍不變的態度。雖然不是完全把它構成為一宗教,但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生平,塑成為一個威嚴不可侵犯的聖人偶像,致使後生小子,望之卻步,實在大有瞞人眼目之嫌,罪過不淺。所以現代人憤憤然,奮起要打倒孔家店,使開創兩千多年老店的祖宗,也受牽連之過,豈不太寃枉了嗎?

    現在我們既要重新估價,再來研究《論語》,首先必須瞭解幾個前提。

    (一)《論語》是孔門弟子們所編記,先賢們幾經考據,認為它大多是出於曾子或有子門人的編纂,這個觀念,比較信實而可靠。

    (二)但是當孔門弟子編記此書的時候,對於它的編輯體系,已經經過詳密的研究,所以它的條理次序,都是井然不亂的。

    (三)所以此書不但僅為孔子和孔門弟子們當時的言行錄,同時也是孔子一生開萬世宗師的史料,為漢代史家們編錄孔子歷史資料的淵源。由此可知,研究《論語》,也等於直接研究孔子的生平。至於效法先聖,自立立人以至於治平之道,那是當然的本分事。

    (四)可是古代書冊是刻記於竹簡上的,所以文字極需簡練,後來發明了紙張筆墨,也是以卷幅抄寫捲起。但因古代的字體屢經變更,所以一抄再抄,訛誤之處,不免有所脫節,因此少數地方,或加重複,或有脫誤,或自增刪,都是難免的事實。

    (五)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論》二十篇,和《齊論》二十二篇,又在孝景帝的時期,傳說魯共王壞孔子故宅的堵壁,又得古文《論語》。但古文《論語》,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失傳,現在所傳誦的《論語》,就是《魯論》二十篇了。

    (六)至於《論語》的訓詁註疏,自歷漢、唐、宋、明、清諸代,已經有詳實的考據,我們不必在此另作畫蛇添足的工作。至若極言性命心性的微言,自北宋五大儒的興起,也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努力,我們也不必另創新說,再添枝葉。

    最後舉出我們現在所要講的,便是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體驗,擺脫二千餘年的章句訓詁的範圍,重新來確定它章句訓詁的內義。主要的是將經史合參,以《論語》與《春秋》的史蹟相融會,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社會的紊亂面目,以見孔子確立開創教化的歷史文化思想的精神;再來比照現代世界上的國際間文化潮流,對於自己民族、國家和歷史,確定今後應該要走的路線和方向。因此若能使一般陷於現代社會心理病態的人們,在我們講的文字言語以外去體會,能夠求得一個解脫的答案,建立一種卓然不拔,矗立於風雨艱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這便是我所要馨香禱祝的了。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是一部語錄體裁的書,是孔子的門人弟子們,記述老師孔子,當時向弟子們的教學,和解答問題等的記載。粗讀起來,好像條理層次不清,分類又不合系統。如果加以悉心體會,就會發現它的精神和體系,自有條貫,並非次序紊亂,漫無目的。讀書必要另具隻眼,才不會瞎摸亂撞。儒家門牆在望,只要自有眼目,便可由此書中體會得孔門學問的宗旨,與精神所在,不會輕易被人瞞過去了。

學問的基本

    第一篇的〈學而〉,是孔門弟子彙編孔子所教,為學的宗旨與目的,以及為學的精神,和為學態度的基本道理,是全書二十篇的綱領,所以首先要深切體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通篇首先提出孔子教示為學的精神與態度,要弟子們應當為學問而學問,不是為功名利祿而學問。它的重心在於「時」字和「悅」字。為什麼呢?因為學問之道,在於造就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處世的道理。至於知識和文學等等,只是整個學問中的一部分,並非學問的最高目的。立身就是自立,處世就是立人,因此為學的精神,要做到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體認。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無一而非學問,遂使道理日漸透澈,興趣日漸濃厚,由好之者而變為樂之者,才是學而「時」習之到達了「悅」的程度。倘是只為求知識文學而學問,事實上有時反而覺得很苦,哪裡還會悅得起來呢!只有在學問上隨時有會於心者,才能心胸開豁,無往而不悅的。一定要有這種見解,才不會把這句話變成教條,才能領略到,這一句的確是為學的至理名言了。

    因此他又跟著說,真正為學問的人,首先就要確立一種精神,認清人生的本分,然後能夠以一生甘於淡泊,樂於寂寞的胸襟,方能順時因勢,隨時偕行,如此才可以言「學」。儒者以學問為本,以持身謀生為務;謀生與職業,是持身的要務,不能與學問混為一談。但要知道,「德不孤,必有鄰」,只要學問真有成就,自然會如響斯應,「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當然會有志同道合的良朋益友,互相過從,所以他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如果把這句話只解為朋友來便樂了,有時候是講不通的。因為朋友不一定都是令人樂的,有良朋也有害友,壞朋友來了的時候,你縱使硬把這句話貼在心裡做教條,也會有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之嘆了。所謂遠方,是說不一定是目前親近的朋友,千里趨風,知音在邇,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故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他跟著又說: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那是進一步又告訴你,為學問是為了自學作人,目的並不在求人知,假定寂寞一生,沒沒無聞,沒有半個知己,也不要怨天尤人才對。「慍」,是內心怨憤;「君子」,是儒者學問成就者的美稱。通常的人情,總是喜歡自我表揚,都有自視甚高的心理,所以無真學問者,便有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甚之對社會人羣,生起一種仇恨怨懟的心理。因此在〈里仁〉篇中,孔子又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了。這個立,就是要建立學問的宗旨與中心,如要真為學問,首先就要確定這個精神和態度,然後才可以談學問。這三則記載,就是標出孔門為學的精神和態度,首尾條貫井然,並非如教條一樣,各自分立的。循此一貫的線索,便可以得到其中的旨趣了。

    孔門為學的精神與態度,既已瞭解,那麼,為學又學個什麼呢?於是便引出孔門弟子有若的一則話來了。

孝弟是什麼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有子名有若,魯人,是孔子的弟子,少孔子四十三歲。他指出孔子教示為學問的目的,是在完成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也可以說是完成一個真人,就是以孝與弟,作為學問的基本。為什麼呢?「孝」是為人兒女者,上對父母的一種真性情的表現,也就是天性至愛的昇華,這是一個為學的縱向中心,所謂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是貫串上下的。「弟」是指對兄弟姊妹,乃至朋友社會人羣真誠的友愛,這是為學的橫向中心,所謂由親親、仁民,而至於愛物。弟也就是友弟,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友愛的基礎。

    人為什麼一定要孝弟呢?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他不同於動物之處,就是有靈性和感情。孝與弟,是人們性情中最親切的愛之表現,一個人對父母兄弟姊妹骨肉之間,如果沒有真性情和真感情,這就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了。我們都是作過兒女的,也都有機會要作父母,至於兄弟姊妹朋友,大家也都是有過經驗的,試想,假使對上下左右,沒有孝弟的至性至情,那個社會,會變成一個什麼形態呢?所以,以孝弟為學問的基本,就是要求人人培養這種真性情的美德。由此擴而充之,對社會國家和人類,才有真愛。

    古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是由於這個道理而來。西方的文化,大體很注重社會人羣橫的一面,所以由男女夫婦的愛,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和國家愛的觀念,而且重視下面較多;至於對上面的父母呢?並不特別注重孝道,只是下對兒女的養育,盡了最大的愛,兒女長大了,上對父母也就不一定要盡孝。再看西方的上,是以形而上做對象,建立一個神,做為信仰的皈依,也許忽略了人與神之間基本的橋樑 ──對父母的孝道。所以舉世重視的西方文化,好像只揹了一個丁字架在世界上走,似乎不能撐持這個上下左右十方的天地了。

    如果你認為教孝教弟,還情有可說,那教人不犯上,豈不是愚民思想,專制的觀念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革命還會成功嗎?時代還會進步嗎?那我告訴你,你的觀念錯了。請問,誰說「上」字只是對君主專制,或統治者的表示呢?上就是上下的上,一個有真性情,真學問成就的人,他絕不會忽視從上代以來的傳統歷史和文化;只有缺乏真性情的人,才會想推翻上面傳統下來的歷史文化。我們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到此攔腰一刀,不是被好犯上的人腰斬了嗎?今天社會的風氣,不孝,不友愛的形成,不是人本位已經失去了大本了嗎?溫故可以知新,由此慎思明辨,便可以知道未來的世界應該是如何的了。

    由此可以認識孔子教學的偉大處,真是放之六合而皆準,彌綸天地而不過。所以有子在這裡,告訴你孔門教人為學的目的,在於培養人性中的真性情。它的基本,就是先要做到孝與弟。如果人生最基本的孝弟真情都沒有了,還談得到其他嗎?因此他再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這句話了。不孝弟,必定會犯上,那是必然的趨勢和結果,那是人性的反面,也是缺乏良好教養的表現。古文鮮字與少字通用,毋須另講。

    為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性最基本的孝弟,為什麼在這裡,又單獨地插入一則說「仁」的話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這則話在這裡插入〈學而〉篇裡,未免顯得太突兀了。其實並不奇特,仁之一字,是我們傳統文化裡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學問,以完成一個人達到仁的境界為宗旨。上面把孔門為學的精神、態度與目的,都已提出來了,到此才顯示為學的宗旨,在於完成一個仁字。學不至仁,便無成就。然而仁不在於學理上的巧言思辯,和外表的做作,所以在〈衛靈公〉篇及〈陽貨〉篇中,又引孔子的話來證明說:「巧言亂德」、「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仁是性情心性的最高境界,有體有用,必須要篤實履踐才能做到。第四〈里仁〉篇中,專講此道,所以不必在這裡多作討論。這裡單獨插入這一則,只為顯出為學的宗旨,乃順承上面所講各則而來,是一畫龍點睛之筆。如果你認為「巧言」只是指巧辯之言,「令色」只是指阿諛的態度,那麼除了不巧言,不令色以外,便算是達到仁的境界了嗎?這未免太不踏實。要知道,為學而達到仁的境界的人,在孔子生平,是絕少輕許的,就如繼傳孔門道統的曾參,也自謙地不敢輕易言仁。所以在提出為學宗旨的仁字以後,加入了曾參的一則話,表示學而至仁,他亦有所不敢造次輕言之慨。但他說自己只能做到日日以三事反省自己,也許略近於仁吧!

你每天反省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待人接物,「無一事而不盡心謂之忠」。立身處世,「無一物而不盡情謂之信」。〈學而〉一篇,以孝弟忠信四個字,為學問的準則。孝弟是內以持己,忠信是外以致用,內外備至,體用兼圓,這是孔門教學完成仁的境界的極則。所以在這裡,曾子只提出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的兩件事,日日以此省察自己的篤實履踐工夫,希望不辜負夫子的諄諄傳授,那才是學問的用力重點。所謂「傳不習乎」,就是指夫子的所傳所教,自己日日反省實踐的工夫,是否真能做到了呢?

    由此可見孔門當時為學的風氣,師弟之間,兢兢業業,孜孜以學問為務的精神,是如此的誠敬親切,踏實履踐。如果只把它作為教誡式的教條來看,有時候就會看成虛文了。由於這三句話,再反觀體察今日的社會人羣,無論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大家相處,到處都是「當面春風背後雪」,而堅持德行盡忠盡信者少,玩弄權術而不忠不信者多。大家都感覺世風愈來愈壞,只是無法可以挽回,正因為失去了儒家所教的作人的學問之道。我們如能深加體會這一節話,便會瞿然反省而警惕了。

    〈學而〉一篇的要點,到此都已揭示出來了,那麼,學問之道,就止於此而已嗎?那又不然!不然!學以致用,立身必然關係處世。內以持己之學,已有上面三則;那麼出以致用的學問,又是如何呢?儒者以內聖外王之學相標榜,古文「用」字與「王」字相通,外王就是外用。由內聖而至於外用,也只是擴充其內養所得,以持身立己之道的學問,用之於立人處事而已。所以下文又引孔子的話。

節儉的美德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個「道」字,這裡作動詞用,也就是領導的導字相通用。春秋封建時代,列國諸侯的大小強弱,通常是以戰車的多少為代表。周室王者,為萬乘之君,與現代理想中聯合國的領導地位相似。千乘之國是諸侯列國的強者,介乎王者之間,可以稱得上是個大國。這裡引用孔子的話是說,儒者一旦有學而致用的一天,其以內聖之道,領導千乘之國時,也只需擴充平常學養所得,就是領導治國者的真學問了。也就是說,只要擴充平常以孝事父母的至情,對一事一物而無不敬,便是大有用於天下了。「敬」,是信的根本,所以領導治國的人,必須要做到敬事而信的程度。

    所謂敬事,就是無論對事或對人,都要以全副心力去做,能夠誠敬之極的話,凡事便可洞見機先,也就是事先看清它的動因和所得的後果。所以擧措實行每一件事,慎其終者必慎其始,自然就可立信於天下了。如果不敬其事,漫不經心的處置事物,或朝令夕改,那就會失信於人,國人也就不信他的領導了。所謂敬事而信,不僅對事而言,須知領導治國者,信己又須信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不能開誠布公,信己信人,只是勉強相從附和,其對事的不敬,就可想而知,他的結果,也不待說了。

    所謂節用,好像專指財政經濟的節儉而言,其實儒家、道家,繼承傳統文化,都以儉為教。但要知道,儉字不僅指財政經濟而已,消費精神,不愛惜人力,社會奢侈風氣的形成等等,都是不儉所致,都是不知節用的結果。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們,領導治國者,必須節用而愛人了。至於「使民以時」的一句,意義更為重要,所謂「時」,它的意義極大。簡略地說,大而言之,領導治國者,必須使人民認清時代大勢的趨向,然後把握這一時代,創造新的時代。小而言之,必須要瞭解人們的時代心理,一切措置,必須合於人們當時的需要,然後才能要求國民為國忠誠努力。

    除此以外,凡軍國大計,決策運籌,必須要有學問,能深切瞭解時運的機先,然後以四兩而撥千斤,就可以達到無為而治天下之道了。所以,能掌握這個時字,便是帝王之道,與王者師之道的學問了。歷史上興衰成敗的局面,每一幕的起落,都合於這三句話的原則。舉例來說,當漢、唐初興的時期,大多的措施,都合於這個道理。又如明末亡國的時期,隨時隨處的措施,都違反了這個原則,所以只要以史證經,就可明白其中的深意了。

    〈學而〉篇中,本來只是發揚孔門為學的道理,到此忽然插入一則孔子言學而致用,涉入領導治國的學問,這決非孔門弟子們的隨便安排,只要把全篇作為一篇論學術的文章讀,就可以明白它的行文起伏曲折,以及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了。所以在這一則之後,又提出孔子以孝弟為教化中心的目的了。

為學的重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後人認為,孔子當時周遊列國,汲汲於求得從政之位,目的是實行他所代表的傳統儒家理想的政治。其實,當時栖栖惶惶的孔子,究竟是否就是這種心願,實在不敢妄加忖度。不過,他當時並非愁慮國家天下的衰亂問題,只是憂慮傳統文化真精神的斷絕,因為這是隨處可見的事實。須知,國亡可復,但傳統文化的形成,是由歷史的累積,和千秋萬世智慧的結晶而成,不是一蹴而可就的。

    〈學而〉篇中,只記述孔門的為學道理,以及存續傳統文化精神,雖然間或涉及政治理論和思想,到底不是本篇的主要目的。因此便又引出孔子所教弟子的,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了,這也等於說,何必汲汲於講求領導國家的道理呢!只要盡心致力於學問,入而孝於父母;出去處世,對於社會人羣,能夠做到友愛,謹慎言行而有信,胸懷博愛,躬親履踐而達到仁的境界,才是學問的要緊關頭。如果為學能到這個程度,還有多餘的精神和能力,就可以學習文學或其他的知識了。到此明白指出,學問與文學,是迥然兩途的事,千萬不可混為一談。

    為什麼要這樣解說呢?豈不是牽強附會嗎?不然!決沒有牽強附會的成分。何以見得呢?在第二〈為政〉篇中有一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豈不是很好的自註自解,與此遙遙相對嗎?以《論語》而講《論語》,豈不比另作註解更為確切嗎?須知學問固然為致用,用也可能是從政,但為學的目的,若在急求致用於從政,那就根本歪曲了孔門為學的精神。所以本則的道理,就不得不安置在此處,孔子也只有終其身而作無位的素王了。

    跟著而來的,是孔門弟子子夏的一則話,再提為學的態度,並一再指出孝弟忠信的重要,用以證明孔門為學的目的。

    ......

          ——恭錄:南公懷瑾先生 著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 原書名《孔學新語》(南懷瑾文化2016年八月)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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