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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 /薛仁明 先生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

     ──我讀史記  

薛仁明(臺灣學者)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大手筆。可惜,他是個儒者,生性嚴肅,還有些執拗,而且,又過度緊盯著「資治」之用,因此,全書寫得嚴嚴實實,簡直是密不通風。較諸《史記》,《資治通鑑》雖有所長,可卻少了些游於虛實之生氣,更不易見那吞吐開闔的大氣。

    能吞吐開闔,方可大氣。當年,因李陵之禍,司馬遷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後來他寫《史記》,偏偏卻跌宕多姿,妙趣橫生。如此不為苦難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陰影,反倒更能吞吐,更為大氣,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馬遷能將所有的磨難盡化成生命之陰陽迴盪,《史記》這本領,是中國史書第一。

   《史記》的蕩氣迴腸,處處可見,我尤其喜歡司馬遷筆下的劉邦。在〈高祖本紀〉裡,太史公寫劉邦擊黥布後,途經沛縣,「留置酒沛宮」,招舊識父老子弟,放懷縱酒。當酒已沉酣,劉邦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歌,極好;朱熹曾譽之,「壯麗而奇偉」。可是,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從劉邦置酒沛宮一路寫起,「悉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為歌」,到這兒,偏偏就不將此歌輯入。蓋不收此歌,其實無礙於敘事之完整,更無損於「資治」之用。或許,在司馬光眼裡,收進就多餘了。但是,太史公不僅寫入書裡,還成了文章的一大亮點;在《史記》全書中,更時時可見諸如此類無關敘事完整、也貌似無用之閑筆。這些閑筆,看來無甚緊要,卻可讓文章頓時搖曳生姿。有此風姿,後人遂可讀之不倦。這樣地看似無用,其實最可沁人心脾,這正是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閑筆,太史公筆下的歷史,不僅有了溫度,更有著光陰的徘徊;也正因有此閑筆,不僅聞聽得到這些人物的言語謦欬,更可觸及那生命的魂魄深處。

   《史記》在「大風歌」之後,接著又寫劉邦起身而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對沛縣父老言道,「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這四句話,說得動人;尤其在劉邦自知餘日無多之際(半年後,劉邦崩),格外顯得情真意切。劉邦最大的本領,是與世人無隔;他是個迥異於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卻最能與常人相知相悅。因此相知相悅,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漢家天下。《漢書》說他,「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這是王者吞吐開闔的能耐。既然連「監門、戍卒」,都可「見之如舊」,更何況家鄉的父老?於是,劉邦面對滿城故舊,不禁脫口說出「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這百感交集的話語。然而,《資治通鑑》寫到這兒,獨獨只留了「遊子悲故鄉」一句,後頭三句,感懷更深,可司馬光大筆一劃,直接就刪掉了。

    更可惜的是,劉邦與故人敘往事、思來日,悲欣交集,痛飲十數日,最後,欲去,沛縣父兄不捨,苦苦相留。相留未果,準備啟程長安,結果,一出城,沛縣全城皆空;滿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獻牛的獻牛,獻酒的獻酒,劉邦不禁動容,遂「復留止,張飲三日」。這一段,《史記》寫得滿紙人情,簡直是「氤氳四溢」,可是,《資治通鑑》卻隻字不提。

   〈高祖本紀〉細細描繪了劉邦歸返故里的歡欣與愴然,正如〈項羽本紀〉詳述著項王垓下受圍的慷慨與悲歌,寫的,都是傳主的魂魄。《史記》寫事,更寫人;《史記》寫人,更寫魂魄。那時,項王受圍,英雄末路之際,不勝悲愴,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是,「歌數闋,美人和之」。這一段,《史記》寫得勾魂攝魄,千載後,讀之仍不免心驚;今人縱使不讀《史記》,單單看京劇〈霸王別姬〉項王與虞姬悲歌那幕,都還要不勝欷歔的。然而,《資治通鑑》寫到這兒,不僅將項王之詩給刪除,索性,連虞姬提都不提了。

   《資治通鑑》不寫這些,當然是司馬光的嚴正。儒者的嚴正,本是件好事;論語裡頭,孔子何等嚴正?有此嚴正,才有百世不易之大根大本。可是,當嚴正一旦過頭,以致於無法呼吸,無法開闔吞吐,那麼,就不免淪為拘泥閉鎖了。宋以後的儒者,拘閉者日多;他們個個是正人君子,眼裡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於是,英雄美人之事,多半不屑一顧。他們只知實、不知虛,只知有、不知無。《史記》寫劉邦、項羽的慷慨悲歌,正如舊小說大量穿插的詩詞,看似無關緊要,可卻是真實生命的呼吸與吞吐。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國文明所說的虛實相生。

    這些儒者,昧於虛實;因此,在正邪之間,便經常迂執不化。他們只相信「正能克邪」,卻無法對世間的賢愚不肖有著相知與相悅。他們凡事太過認真,愛憎又極度分明,結果,在「大是大非」的幌子下,比誰都「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正因如此氛圍,北宋才有那慘烈的新舊黨爭。在新舊黨爭中,司馬光之所以會那般荒腔走板,不正因拘執太甚嗎?而北宋之所以亡於黨爭,不也正因儒者的開闔吞吐出了問題嗎?

    宋以後,理學大盛;到了清代,樸學又起。由宋至清,但見儒生越來越正經,學問也越做越嚴謹。到了後來,他們是連一個詞、一個字也毫不放過,半點都不得含糊。他們凡事較真,凡書也必要考證出究竟之真偽。他們整天忙著糾正別人枝枝節節的錯誤。這樣地認真嚴謹,看似好事,可實際上,卻只見一個個日形拘閉;從此,儒者開闔吞吐的能力更衰,氣象與格局也更為萎縮。如此拘閉,到了民國,並無改善;在現代學院裡,反更變本加厲。學院中的讀書人,竟日埋首於所謂的學術論文,不論格式、註腳、研究方法、問題意識,缺一不可,嚴謹得不得了。可寫這些通常只有三、五之人勉強讀之的所謂論文,除了為稻梁謀、不得不然之外,還有多少人談氣象格局?又還有多少人關心開闔吞吐?

    二十六年前,因為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我進了歷史系。可才到台大,系裡就開始教我們讀論文、寫論文。讀來讀去,但見一篇篇號稱客觀的分析,卻感覺不到一點點歷史的溫度;只看到一樁樁貌似嚴謹的論述,卻碰不著一絲絲人物的魂魄。每次讀完論文,腦袋填塞得緊,心裡則空虛得很;畢竟,那沒溫度,也沒魂魄。現代學院毫無生命實感的學術論文的大行其道,與現代社會完全無法遏止的躁鬱狂症的大肆流行,其實,是同一回事。他們,都失去了魂魄。所幸,後來我脫離了學院,開始無所為而為地讀著《史記》,慢慢見識到太史公在敘事描形之際,以事顯體,由形入神,這時,我讀到的,不僅是中國文明原有的精神,更是自己年少以來消散迷失已久的魂與魄。唉,久違了!

             (發表於東方早報與中國時報)







(來源:薛仁明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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